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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9 月 19 日，国民党绥远省党政军各界要员通电起义，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省会归绥以“绥远方式”获得新生。

    1949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中共解决绥远问题的重大决策，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和军政各界人员的胸怀与气魄，使绥远 200 万蒙汉各族人民免遭战争的涂炭，减少人民子弟兵的流血牺牲，为各族人民带来福音。

    1949 年初，绥蒙军区的解放军已发展到 3 万多人，相继解放了集宁、凉城、兴和、陶林、丰镇等 10 县和绥东西旗，解放区人口达 80 万。绥远国民党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绥远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从数量上看还有 8 万多人，但成份复杂，番号众多，其中只有 6 个师归“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指挥。董其武是“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的老部下，他于 1946 年 10 月接任绥远省主席，掌握绥远省的军政大权，两人肝胆相照，感情甚笃。 1949 年 1 月 21 日晚，当董其武在绥远省府办公室，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得知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忧心冲冲、心绪不安地考虑：“绥远怎么办？”第二天，他乘专机飞往北平，当面向老长官傅作义请求绥远的对策。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对董其武详细介绍了北平起义的前前后后。傅作义最后坚定地指出：“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要求董其武回绥远安定部队情绪，稳定局势，诚恳地表示：“绥远问题，等我请求毛主席之后再定。”从此，董其武逐渐坚定了走人民道路的决心。从北平飞回归绥后，开始在高级军政人员中进行试探性的谈话，传达与傅将军的谈话内容，要求大家关注形势发展，静候傅将军的佳音。同时，广泛征求各族各界上层人士对绥远向何处去的意见。他了解到大多数人要走人民道路的心愿，也不少数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持怀疑态度，有的顽固派甚至叫嚷：“不能跪下向共产党投降，不到山穷水尽时，有能选择和平的道路。”

1949 年 2 月 22 日，傅作义在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指出：“有了北平和平起义，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起义。”并明确地告诉傅作义：“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我们派个联络处，把平绥铁路和东西两方接通了，便利人民通邮、来往；把贸易搞起来，逐渐统一货币；加强宣传文化交流。然后，看董其武将军什么时候觉得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另外，我们在张家口、怀来俘虏的孙兰峰、郭景云、安春山部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接见他们后，把他们送回绥远，对他们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他们到绥远后，以现身说法，帮助董其武准备起义。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讲的这番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感激万分，表示一定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出力。回到北平后，安排王克俊负责联络绥远准备起义的事宜。

1949 年 3 月 23 日，林彪、贺龙、聂荣臻、李井泉、陶铸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商谈绥远问题。双方确定了谈判代表，中共代表是：晋绥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共政委李井泉，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友渔，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潘纪文。傅作义方面的代表是：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 4 月开始，绥远党政军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领导，谈判由贺龙改为聂荣臻、薄一波直接领导。双方经过 6 次谈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意见趋势于一致，拟就了协议草案。

中共中央迁驻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在极其繁忙中，特别关注绥远问题。毛泽东半年之内， 7 次会见傅作义，有一次长谈一昼夜，耐心倾听傅作义的意见，对傅作义提出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并指定专人负责解决。他鼓励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后，为人民再立新功，希望绥远和平解放，要走在湖南、新疆的前面。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华北局、华北军区送来的关于绥远问题的急电，随到随批，从不积压过夜。他对有关领导和谈判代表们说，实现“绥远方式”，不能性急，要冷静地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要理解他们的自尊心和爱国心。他们有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愿望，这个思想是主导的，但也存在幻想和顾虑，并有难处。我们应该耐心地去工作，等待他们觉悟。否则，就不成其为“绥远方式”了。

双方代表又经谈判， 5 月 29 日，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内容是：划定解放军和绥远部队的临时分界线，以归绥东郊的古力半无素村分向南北，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北至四子王旗，规定双方不得越过此线；恢复平绥铁路通车、通邮、通电，人民可以自由往来；恢复商业贸易；双方货币可互相流通、兑换，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办理金融业务；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协同执行协议；绥远方面停止扩军，解散特务组织，停止特务活动等。 6 月 8 日，协议正式签署，中共方面由李井泉（缺席）、张友渔、潘纪文，绥远方面由王克俊、周北峰、阎义文，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为了适应绥远的形势，加强对绥蒙解放共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蒙区改为绥远省，绥蒙区党委改为中共绥远省委，绥蒙军区改为绥远省军区，统一归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领导， 5 月 29 日，华北局任命高克林为绥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杨植霖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奎璧任副主席，姚 吉吉 任绥远省军区司令员。省军区所属部队由原地撤退，集结在集宁一带，进行军政训练。

签字协议只是和平曙光初照，实施协议还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路程。

当时，绥远的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在绥驻军派系林立，政治态度各异；国民党省党部设在归绥，主要负责人潘秀仁、张遐民等与董其武意见丰左；西北党务总督导张庆恩和大部分中统、军统特务集中包头。他们与驻军、地方顽固分子相互勾结，破坏和恐怖活动频仍。国民党政府下令董其武率部队西撤军、甘肃，董其武以部队多为本地人，西撤会引起逃跑为由加以抵制。当局遂下令断绝部队的军费和补给，并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来绥。他们采取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的手段，拉拢绥远高级军事家政人员，分裂绥远部队，破坏绥远实现和平。

董其武将军为顺利实施协议，带领军政人员全部起义，尽快走上光明之路，开展了革新运动。在归绥集中军政干部，邀请各界代表人物举行座谈；成立以董其武为首的革新委员会，引导大家审时度势，革除旧弊，走向新生；通过争取、分化把已掌握的国民党特务，集中起来“学习”，限制和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改组了省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解除了坚持顽固立场的几位厅长的职务，摒弃了作用私人，同党伐异，互相拉拢，培植个人势力的腐败制度；使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东归干部，有利于争取和稳定干部；省府机关报《奋斗日报》，发挥媒体舆论导向作用，刊登宣传和平、解放战争形势、抨击时弊

的文章；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董将军亲自作势报告，引导他们坚定地走和平道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造谣、威胁、利诱的行径。
“协议”签定后，傅作义将军派遣王克俊宣讲“协议”。不来归绥，协助董其武等为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入绥作准备。 6 月 19 日，王克俊与董其武在新德王府召开军政干部和地方上层人士联席会，王克俊宣布协议全文，传达室中共对绥远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转达傅将军的殷切希望，号召与会者坚决走人民的道路，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会上多数人支持、拥护协议，少数人抱有歧见。国民党第 9 兵团司令孙兰峰未出席这次会议。 6 月 20 日，王克俊代表博作义与国民党第 9 兵团副司令刘万春谈话，希望他执行协议。但刘万春坚持国民党的顽固立场，阻挠联络处进驻归绥。 7 月初，孙兰峰应董其武之约，来归绥与王克俊会晤。孙兰峰因受国民特务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的影响，对协议持怀疑态度，表示只有亲自听到傅将军的话，才能对时局作出判断。王克俊每日均向傅将军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傅将军决定派老参谋长张濯清赶赴归绥，做刘万春的工作，两人均为回族，关系甚密；派另一位孙兰峰比较信任的参谋长陈炳谦来绥，做争取孙兰峰的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由潘纪文任处长，鲁志浩任主任，成员有李贵、何树声、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等 130 多人组成，下设铁路、银行两个工作组。潘纪文在抗战时期党曾派往傅作义 35 军政治部工作；鲁志浩曾任 35 军 13 团政治部主任，熟悉董其武部队的上层人士，他们是统战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 7 月 11 日，鲁志浩率 26 人先期到达归绥； 7 月 17 日，潘纪文带领联络处全体成员进驻归绥。董其武召集军政人员和地方务界代表与潘纪文、鲁志浩一行见面，设宴欢迎。联络处领导广泛与绥远军政上层、各阶层及蒙汉各族市民接触，宣传和平协议和中共对绥远的政策，鼓励大家为和平解放绥远做贡献。联络处住新城西落凤街 6 号院内，银行组住绥远省银行院，铁路组住归绥火车站。城里的蒙汉各族市民群众，看到街上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予示绥远解放指日可待，奔走相告：“共产党的干部来了！”“归绥解放的日子快到了！”

但是，绥远的反动势力和顽固分子，并不甘心失败，加紧破坏和平。在联络处进驻当天，就派遣特务砸了刊登新华社消息的《奋斗日报》社，殴打报社工作人员。 7 月 24 日下午 1 时许，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等 4 同志，同旧城到新城，路过归绥警备司令门前时，被 3 个便衣特务拦截，强行搜查，挑衅性地质问：“谁叫你们自由行动呢？”王士鑫等义正辞地加以驳斥。在围观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特务们没敢动手。当王士鑫等同志返回时，路过特务们事先埋伏的“纯一善社”附
近（今第四毛纺厂），突然有两颗手榴弹落在他们身边，接着特务们又开枪射击，王士鑫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送往医院后，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其他两位同志被打伤。据查这一流血事件的凶手是驻归绥国民党部队一个连长，曾当过刘万春的警卫。
这一流血事件，激起联络处和广大蒙汉各族市民群众的无比义愤，要求绥远当局严肃处理，缉拿肇事凶犯，为死难者报仇。董其武和王克俊等到联络处驻地慰问，严令刘万春缉拿凶手。归绥出现了紧张气氛。绥东解放区的军民获悉后，表示强烈愤怒，纷纷要求撤回联络处。

潘纪文立即电告绥远省委和华北局，并向绥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决定撤出联络处。 7 月 25 日，华北局来电对王士鑫牺牲表示哀悼，要求查清肇事者。 7 月 26 日，傅作义给潘纪文电，劝联络处留下，联络处决定只留下鲁志浩、曹文玉和何树声等 6 继续工作，其他同志暂时撤离回到丰镇。鲁志浩等为扩大影响，安定形势，使归绥人民知道联络处仍在，增多在市民活动，参观工厂、学校，召开群众座谈会。为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省委派金毅（女）和刘志远来归绥工作。经联络处留守同志的艰苦工作，绥远和平解放的形势有了好转。

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傅作义偕同邓宝珊（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在绥西和陕西榆林有他的部队驻防），带着毛泽东给董其武“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和 20 万银元、慰问品等，于 8 月 25 日抵归绥。专车到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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